记得我们那时的入学标准是要能数数数到100，有的家庭竟连父母都做不到，还得请已经上过学的大孩子教。老师一大半是只有初高中学历的民办与代课教师，一小半是城里来的有较高学历的公办教师。但老师们全都很和善可亲，教书也极认真负责；同学们大多相处融洽且十分开心。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周总理实际主持中央工作时，教育战线曾出现过一段小阳春，那时全国虽已没有了高考，但我们的读书目的是明确的，就是不当睁眼瞎的文盲，要当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无论小学、初中、高中，也都是每天都有作业，每学期有两次考试，且监考极严格，如考试不及格科目达到一定数量或“政治表现”太差，就有被留级的危险。几乎每年都有或因智力差、或因调皮贪玩、或因家务劳动太多拖累而掉队的学生，而被留级两次以上的学生有的便会辍学，但大多是在读完初中以后。那时小学的科目主要是语文、算术、政治、体育和劳动。
初中增加了“农基”和“工基”（农业基础知识和工业基础），还有英语。只是因为赶上了1972年的马振扶事件，“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成了同学们不好好学习英语的挡箭牌和护身符，英语因此也就成了最不被重视的科目。我至今仍记得我们那位美丽的英语老师被淘气的学生多次气得流泪的情形。
其间先后出现的白卷英雄和黄帅日记事件，更使学校教育雪上加霜。但也许因为那时笔者年幼不察，也许因为苏中农村确实民风淳厚，记忆中，笔者所在的乡村中学，即使在大批“师道尊严”的时候，也并没有出现批斗任何老师的情况。我也曾按老师的要求写过批“师道尊严”的大字报，但那确实只是“对事不对人”的文斗而已。文革初期的情形，我们一无所知，但在我读书（1969年）后的记忆里，我们的父老乡亲对有文化的老师一直是敬重和敬畏的，而我们大多数学生对老师也是自始至终尊敬的。
否则就很难理解我们在高中毕业30年之际（2008年）师生共聚话当年的感人场面。我是我们同学中极少数在恰好恢复高考后考取全日制本科的一个。但我自认并不是同学中读书最多或最聪明的一个，更不是最有成就或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由于时代和区域的原因，我们这代人在上大学前，除了课本之外，读的最多的书一是歌颂各类革命英雄的连环画；二是反映革命战争的各类小说，什么《淡菜礁石上的战斗》《长白山英雄故事》《遍地英雄》《江苏民兵斗争故事》《雁翎队》之类，还有浩然的《金光大道》《艳阳天》和姚雪垠的《李自成》（至今谈起这些，很多人还会如数家珍）；三是《毛主席语录》和《毛泽东选集》（我曾经的珍宝之一就是因被评为三好学生而获得的奖品《毛泽东选集》，我高考时政治历史优秀成绩的取得，恐怕有一小半功劳要归于在毫无高考目标前对“毛选”特别是每篇“毛选”后的各种注释的反复阅读）；四是从各种渠道得到的禁书如《苦菜花》《红岩》《三家巷》等， 甚至也有黄色手抄本《少女的心》。
虽然毛泽东多次力推《红楼梦》和鲁迅，但我们那时竟然谁也没有读过《红楼梦》，而鲁迅的文章其实也只读过选入课本的几篇。后因评《水浒》批投降派运动的兴起，我们几个比较喜欢读书的中学生争先恐后但也算光明正大地读完了《水浒传》，并趁机偷偷读完了《三国演义》。至于据说是文学的永恒主题的爱情小说 ，我们接触最早的应该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和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吧？那已是江青集团倒台之后了。
毋庸讳言，我们这一代1960年左右出生的、并且最终没能走进全日制大学课堂的大多数“老人”，确实读书不多。除“毛选”外基本没读过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更不用说系统阅读了。题主之问所指的大概也仅是这部分人吧？因为，据我所知，中国大陆1978、1979、1980级的大学生中的大多数都出生于1960年左右，躬逢盛世而又饥渴无比的他们，巧遇文化的春天、科学的春天的他们，无疑是那个时代最爱读书、最奋发向上也是最有思想最敢思想的一代。
（我和我的许多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一样，除了吃饭睡觉，整整四年的课余时间基本上都是在图书馆里泡过来的。既然题主所问并非指我们这些少数，不说也罢。）我们这代人中的大多数与后来者相比，确实吃苦不少，读书不多。吃苦多使其耐劳，读书少使其思想单纯稳定。较早也较多体会了过去生活的艰难，因而较多较深地感受到今天幸福的来之不易，易满足少抱怨 ；较早较多地受到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较少接触西方文化，家国情怀特别强烈，特别富有牺牲精神。
他们中的不少人至今一提到美帝欺人、台独嚣张，仍动辄喊打，恨不能年轻三十岁重上战场。幼稚中有可敬的正气，正气中有可爱的幼稚。他们大多文化不高，读书不多，思想简单甚至有点固化，但他们有过在煤油灯下苦读的少儿时光，有过与大学生活失之交臂的惆怅，有过因知识有限而就业艰难、收入偏低的苦痛。他们中也有少数虽未进入全日制大学但终获较高学历并且事业有成的人，也不乏始终读书不多，但凭借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实际工作的超强能力而发家致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