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延续非常多，恰恰很多人把这个民族问题截为两段，单单指着后来宋朝的丢人是不公平的。比如宋朝的军事，为什么宋朝兵将分离，为什么宋军战斗力弱？完全都是唐朝藩镇惹的祸。藩镇都能够世袭，豢养私兵。宪宗平藩镇以后就开始改革领军，试图让地方军归刺史指挥，然后频繁调动，所以唐末已经开始官军力量非常弱，不然沙陀李国昌、李克用怎么会以部族军成为唐朝守边官军？沙陀部族军几乎重现了安禄山河朔边军的一幕，沙陀军还继续世袭，一直到李存勖另建后唐。
所以回头看唐太宗本来消灭突厥威胁，启用与薛延陀联合，薛延陀试图联姻，唐太宗同意有反悔，害怕西域又竖起新对头。完全分化各部，实际当时羁縻州府在塞外虽然多，但仍然是各部族首领在主持大局，同时沙陀本来多年后也就是薛延陀的余部。再看当是昭武九部，大量百姓内迁河西到朔方一带，包括河东，所以有安禄山、史思明等许许多多的西域部族后人。
但是位于西域的九部原来部落，本来归顺唐朝，但是，从太宗、高宗到玄宗，都知道波斯等地逐渐被大食攻打占据，波斯、九部各邦不断向唐朝天可汗求救，李世民到李治都只是说一些冠冕堂皇的安抚话，实际无心也无力去管理西域。这些文书基本记载在唐会要、册府元龟等史书中，所以像波斯、安国、康国等都被占据。到了玄宗天宝，石国危机，本来还向着唐朝，但是高仙芝对西域处置过于鲁莽，把石国王带去长安处斩，王子逃回西域，这就引起著名的怛罗斯一战，石国投靠了大食呼罗珊总督，呼罗珊正是在原波斯境内。
实际大食军精锐基本是从波斯招募勇士训练的，反过来成了唐朝的敌人。唐朝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可见一斑，本来是存着包容开放的心态，但是唐朝皇帝仍然是保守的，同样好比对高句丽，不过因为从隋朝开始，一直都在对付高句丽，那是因为当时高句丽已经进犯辽东，而且滋扰半岛各方都不安稳，所以唐朝太宗高宗都接着完成对高句丽的征讨，之后东北在唐朝关系最稳定则是偏南方的新罗。
唐朝并没有一个深远的考虑，往往都基于现实出发，所以像李世民当时重点就是对付突厥、高昌、薛延陀和高句丽，附带西南的吐蕃，可能算是解决了获得声望，但长久下去却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吐蕃跟着同样深入西域还截断河西，比如扶持对付薛延陀的回纥，反过来也多次成为对头。比如高句丽一时被压制了，东北靺鞨和契丹又成为新的麻烦。
这个永远都会不断涌现难题，但从唐朝的角度来说，天可汗当时只是暂时在西北取得一些成绩，实际算不上多么巨大的收获，何况这本来还就是突厥文化的体现，而且不过百年，天宝以后西域基本就没有有效在控制在唐军手里，不然武宗会昌以后到宣宗大中年间，张议潮的河西归义军不会是一个意外惊喜了，虽然塞外老百姓对唐朝是怀念和渴望的，但从皇帝和朝廷角度，也可见他们对塞外部族问题的随波逐流和大大失策一面了。
古代游牧民族和中原汉人总是兵戎相见，而不是和谐共处吗？为什么？
很简单、为了生存发展。漠北辽阔的草原，适合放牧，而不太适合耕种，而依靠畜牧业起家的游牧民族政权，他们的生存环境比起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政权来说残酷得多。首先，草原一开始并不是就是统一形成一个强力的军事政权，而是存在着许许多多规模大小不一的部落。诸部落之间常年为了争夺人口、牲畜、草场，长时间互相攻伐。而一般情况下，大的部落或兼并小部落，或使其依附，然后诸个大部落之间又展开激烈的竞争，最后诞生一个草原最强大的部落。
这个部落想要整合整个部落的力量，就必须许诺诸部落利益，以利益来促使诸部落联盟推举其部落头领成为大汗。大汗是做什么的？在奉行狼性法则的草原，大汗的基本义务就是带领诸部落开展军事活动，为草原人民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和资源。而地处草原南方的中原，不但距离草原最近，而且因为生产方式以耕织为主，富裕的同时又不会放弃土地，是草原部落最合适的劫掠目标。
中原的粮食，茶叶、铁器、丝绸、棉布、盐巴都是游牧部落的刚需品。毕竟草原人受制于环境因素的影响，他们除了放牧，实在没有办法自己生产这些刚需品。而长期以来草原人靠杀伐劫掠致富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所以为了活得更好，只有发动战争来抢。他们没有这些刚需品的时候，会通过战争来压迫中原王朝开放互市，用草原的畜牧产品来换；当他们没有财富换取这些刚需品的时候、他们又会发动战争来抢，同时要求中原王朝朝贡；当他们遭遇天灾牛羊牲畜在冬天被冻死大半的时候，他们只有发动战争为生存而战。
你看，这就是草原人粗暴简单的逻辑，要想发家致富，就去打中原人，反正他们是定居民族，抢完一茬还可以再抢；活不下去了，就去打中原人，反正他们有粮食有好酒，抢一茬就能过冬了。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注定的结局就是一个臣服在另外一个的脚下，才有可能获得相对和谐的共处局面。这是草原民族政权的生产发展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