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这个趋势，如果李鸿章用力栽培扶持，有朝一日，李经方成为手握实权或者占据肥差的朝廷大吏，应该不难。但李鸿章对待自己的几个儿子，却始终不做官场聪明人。他一不让儿子朝实权大吏的路子上走，二不让儿子染指洋务肥缺，偏偏让几个儿子都去做外交官。晚清时候，外交官是危途，乡人见了会骂洋奴、洋鬼子，顽固派更会经常找茬，动辄以“卖国贼”相讥。
但李鸿章却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将几个儿子统统拉上了这条吃力不讨好的“贼船”，其中尤以李经方为最。李经方中举后，李鸿章几乎没让他在地方官任上历练，直接将他留在了北洋大臣衙门，见习外交事宜。光绪十二年，李经方正式开始办外交，先是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四年后，又以候补道出任驻日公使。到1884年甲午之役前，他已经有了六七年外交官的资历。
甲午之役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转折点，这个转折点也是李经方的。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一同前往的李经方想有所作为，多次要据理力争，但都被李鸿章制止了。见没法直接出头，李经方转而旁敲侧击，据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记载，李经方为了影响李鸿章，多次叫随员将各自的见解写成简略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李鸿章决策参考，但李鸿章始终不理会那些激进的主张，在谈判桌下将李经方压制得死死的。
《马关条约》签订后，李经方的处境跟李鸿章一样悲惨，作为李鸿章的儿子，类似交割台湾这类背负卖国骂名的善后工作必须由他出面去做。李鸿章不忍，曾力请光绪收回成命，但光绪的逻辑很简单，很粗暴，这样的黑锅，子替父背，天经地义，于是李鸿章不仅遭到了拒绝，而且被严加申饬了一通。就这样，李经方背上了“割台大臣”的骂名，一辈子抬不起头。
但抬不起头，并不意味着李经方从此死了心，李鸿章也不愿看着他一直背负骂名，于是在甲午战败后的1896年，李鸿章在奉旨出访欧美时，再次将李经方提携出来。大概也是感觉李经方的名誉已经有些败坏了，加之此时的清廷不想给予李鸿章过于隆重的恩典，所以李鸿章计划出访时，清廷起初只允许李家嫡子李经述陪伴左右，照顾饮食起居。
但李鸿章却在出访前提出，李经方熟悉外交事务，应该一同前往。对于李鸿章此项要求，朝中大佬李鸿藻看不惯，站出来讥讽李鸿章索要的恩典太多，李鸿章不惜怒怼李鸿藻，这才为李经方争取到这一露脸的机会。为此，时人有评价，就事论事，李经方在李鸿章心目中要强过李经述，过继来的儿子是李鸿章的实用长子。1896年的出访，着实让李鸿章在欧美风光了一把，李经方跟着沾光，也拂去了一些阴霾，但也仅此而已。
李经方最后一次在历史舞台上显出身影，是在1900庚子之变后。李鸿章奉旨北上议和，滞留上海时，李经方多次怂恿李鸿章不要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应该拥威自立。由此可见，李经方不是懦弱无主张之人，这么许多年，他之所以不得志，多是因为李鸿章在有些地方不敢为，只让他办事，不给他施展抱负的机会。这一次依旧不例外，李鸿章一泡老尿又将李经方的野心浇灭了，但这一次李鸿章没有叫李经方跟他一同进京，再背卖国骂名，而是将他留在了上海，专门跟俄国人斡旋。
然而，此后的李经方再没有先前的劲头了，在上海滩，他只敷衍，不用心，任凭李鸿章以一当十一，在京城中跟洋人斡旋。《辛丑条约》签订，李鸿章死后，李经方只勉强参与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李经方重回老本行，当了一任驻英公使。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昔日所有的野心与抱负也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作为李鸿章的实用长子，李经方在所谓的气节上还是可圈可点的。民国初年，他在上海滩当寓公，不食周粟；北伐胜利后，他被坑爹的儿子逼到大连，虽然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但保持了晚节。1935年，李经方刚过完八十大寿，没多久就死了。他这一生，因其父得官，又因其父压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李的办事工具；但仅就富贵而言，给李鸿章当儿子，他还是赚了不少，除了原配刘秉章的两个女儿外，他还有五房侧室以及两房洋太太，这俩洋太太都是他当驻外公使时的秘书，一个是英文秘书，一个是法文秘书，名副其实的妻妾成群。
女方出嫁，家长不收男方彩礼并表示只要两口子过得好就行，你怎么看？
女方出嫁， 家长不收男方彩礼并表示只要两口子过得好就行，你怎么看？这说明了女方家长高端大气，知书达理，女方家长认为任何事物都不如女儿最大的幸福重要，但话又说回来，如今要彩礼和不要彩礼的结婚年轻人离婚也比较多，我认为幸不幸福与要不要彩礼也无关，主要还是要看两个年轻人的三观合不合？感情是要靠培养，幸福是在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基础上而稳定，从中结合包容，沟通，迁就，理解，这样俩年轻人的婚姻幸福就会完美，做家长的都是这样希望的，所以彩礼要不要对女儿的幸福无关重要，男方的条件好也可以适当要彩礼，如条件不好也不要强求，为了女儿的幸福不要给自己找不痛快，我本人是这样看的，谢谢邀请回答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