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的田地他敢抢，侯爷他敢派人刺杀，论嚣张，没几个人能超过窦宪，毕竟东汉是宦官的时代，也是外戚的时代。窦宪人品确实差点意思，但却拥有一流的军事才能。窦宪曾率军奔袭数千里与匈奴决战，并在燕然山勒石记功，其功绩不亚于霍去病在狼居胥山封土祭天。从此，“封狼居胥，勒石燕然”成为中国古代军人的至高功绩和终极梦想。
战国时期君和侯有什么区别，如商君,武安君，穰侯,文信侯等？
“君”，还是“侯”，可不能乱叫。叫错了，轻则出洋相，重则出人命。这其中，大有讲究。侯：新爵制西周分封诸侯时，就分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不过，战国时期，列国变法，都实行了新的爵位制度，此时的“侯”，与西周、春秋的侯已不是一回事了。比如：秦国。商鞅变法，崇尚军功，设立了二十级军功爵禄制。其中，最高爵位，就是彻（列）侯。
（汉武帝时，为了避汉武帝刘彻的名讳，以列侯称）不过，几乎没有将领可以单纯靠军功就混到侯的爵位。即使是白起这种功劳盖世者，在做到18级大庶长后，没有再继续向上升迁。王翦在灭楚前，更是对嬴政直言不讳：作大王的将军，怎么都当不了侯吧。（当然，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王翦及其子王贲得到了侯爵，但那严格意义上可能算是秦朝的事情了）这大约是因为：白起这样的将领虽功勋卓著，享有极高威望，但毕竟在秦国国内位列相之下。
而在秦成为侯的，多是位极人臣的国相，比如商鞅、魏冉、范睢、吕不韦等人，或者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人物（原因不详述），比如嫪毐。君：新的分封称谓战国时的君，是对西周、春秋分封制度与时俱进的“修正”。西周春秋时，天子把地分给诸侯，诸侯又把地分给各级卿大夫，一级一级分。这些受封的卿大夫受命于诸侯，但在自己的封地，臣子与领主就是君臣关系，领土内的臣子都会称自己的领主为“君”。
不过，西周、春秋时，这些卿大夫是不会被直接封为什么什么君名号的。到了春秋末年、战国初期，尴尬出现了。最开始感到尴尬的，是魏、韩、赵三家。在讨灭智伯后，这三家已经大于普通诸侯，但名义上仍然是卿大夫，直到50年后，他们才被周天子正式承认为诸侯。按照西周、春秋的分封制，卿大夫是有封地的最小单元，大夫以下的士，是没有封地的。
也就是说，韩、魏、赵，他们当时自己就是卿大夫，以周制，他们连再往下授予封地都很大不便。于是，赵襄子在分封时，取了个“君”的名号，以规避限制。随后，随着各国陆续变法，各国也陆续遇到尴尬。在传统的分封制中，爵禄、官职，都是世袭的。各国变法，虽内容各有不同，但削弱，甚至废除世卿世禄，限制领主权力这一点是一致的。
所以，受封的条件，受封人的权力、义务，与春秋时期的贵族封邑也已不是一回事了。因此，“君”虽仍然是分封制的一部分，但已然是一个新物种。值得注意的是：战国“封君”，已经跟封地、食邑不再“必然挂钩”，更接近一种“荣誉”。有的封君，连封地都没有。比如，秦国的刚成君蔡泽，又比如，楚国封苏秦为“武贞君”，都是只有荣誉而无实际封地的。
君与侯的关系所以，君与侯，是两个不同体系下的称谓。在秦国，秦王可以同时以两套体系来激励功臣。比如：白起，虽然在军功爵上到了18级后再难往上，但立功后，又被封“武安君”，获得封地。但总的来说，在秦国，“侯”必然有封地。依爵制：最高一级的列侯的封地可以世袭，是真正的“裂土封侯”。而次一级的关内侯，封地不能世袭。
所以，秦国的侯，必然享有封地，是事实上的封君。而一般的封君，小者不过十里，大者为“万户侯”，相当于一个县。但秦国侯的封地，是以城来计算的。其中：吕不韦一个人，就有河间十五城，洛阳十万户！而从地位上来说，只有位极相位者（除了嫪毐），才能被封侯。而封侯者，多能得到不少封地，因此，在秦国，侯比君要更难得到。
号由于侯在秦的特殊地位，因此，一般列侯者，一般被人称呼某某侯。但是，号，是对外的，毕竟受到约定俗成的观念影响，又必须避免引起混乱。比如：商鞅。在俘虏公子卬后，商鞅被封列侯，但号商君。（《秦本纪》）特别规定”号商君“，应当主要是怕引起文字上的误解。虽然商鞅的列侯与周“公侯伯子男”中的侯不是一码事，但毕竟“侯”在用于对外称谓时，容易引起混淆。
当时秦孝公自己只是伯爵，所以，为避免混淆，对外称呼上，仍然规定，商鞅“号商君”。在秦称王后，没有这些包袱了，此后，所有封侯者，可以大大方方地，直接以某某侯为号。当然，这里探讨的，只是秦国的情况，在山东六国，有的诸侯没有“侯”，有的诸侯的“侯”地位不高，情况各异。秦国的“侯”，是军功爵禄的产物；秦国的“君”，是对西周、春秋分封的改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