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律》前文也提到了彩礼，一般家庭有能力拿出彩礼做一回“投资”已算不错了，若妻子不育，该当如何？那么可以按照“七出”的休妻规则休妻再娶，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纳妾。但这些都有一定限制，比如《大明律》规定的“凡男子年四十而无后嗣者，得纳妾”。由唐、明法律可以看出古代对女子的保护，年龄约束是在中年，且不说古代人的寿命长短，男子到了40多岁纳妾，50多岁休妻，还有多少机会生育子嗣呢？而且娶妻是要有彩礼投资的，纳妾也非影视剧中那么简单，古代纳妾也是有正规文书聘娶的，成本是普通家庭难以承受的。
所以这就激发了另一种模式——“借腹生子”。也就是说有传宗接代需求的家庭，等不及子嗣繁育的问题，家庭条件相对较好，又没有休妻纳妾等打算的，则寻求典妻家庭，借助典妻家庭的妻子，帮助自己繁育子嗣，这就形成了一个供需两全的“市场”。有句话叫“富人典业，贫子典妻”，典妻者往往是不务正业、受亲人犯罪连坐被查没家产、经营失败、丈夫生病失去经济来源、天灾致农耕绝产等原因，使生活产生了危机，无奈之下向有需求的家庭典妻，这种典妻往往是丈夫主持的。
除了上述情况外，还有公婆主持的典妻，比如男子受朝廷征召战死，赡养公婆的义务落在妻子身上。妻子则被典当出门，由公婆获取一定钱财，待契约到期，妻子再回公婆家照顾两位老人。再有一些丈夫早亡，公婆也不在的，娘家又不接受女子回家的，女子无依无靠时会主动寻求自典，为的只是有个活路。“诸以女子典雇于人及典雇人之子女者，并禁止之。
若已典雇，愿以婚嫁之礼为妻妾者，听。请受钱典雇妻妾者，禁。其妇同雇而不相离者，听。”——《元史·刑法志》这种陋习在古代很少有法律明令静止，因为涉及人口繁衍，这是解决当政者的现实问题，毕竟人口就是税收和徭役的代表。但这种情况发展至宋元时期已经成风，所以从尤重风化的宋朝开始，就出台了一些法律干预，因无实际案例记载，所以这种干预的效果应该不佳，或者朝廷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状态。
据清朝《清律辑注》记载“今之贫民将妻女典雇于人服役者甚多，不在此限”，从法律上默许了贫民的典妻行为，而又另行规定，约束富人借此淫乐，算是针对典妻行为的贫富区别对待。典妻的形式典妻并不是随意的买卖行为，它确实扮演着古代婚姻制度的补充角色，因此在仪式上也是有讲究的，媒证、订约、送聘、迎娶这些环节都会遵守。
“媒证”是指典委的中间人，相当于婚配制度中的“媒婆”、“证婚人”，在典妻签订契约时，媒证也是要在契约上画押的，否则典妻契被视为无效。这里的契约主要涵盖典妻的时间期限、租价、备往事宜。典、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租的期限一般为一至两年；典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典租的价格是按照妻子的年龄、约定期限来计算的，年轻则生育能力强，价格就高。
不是任何人都具备典租条件的，契约中一般会约定生育子嗣，若不生育，则会退还一定租金。契约中还规定一些约束机制，如出典者在合同期内不得回原夫家中，但也有一些富人家中之妻较为凶悍，因此就在契约中约定到出典者原夫家中同房，此种称为“坐堂招夫”。契约达成后，受典者会像娶妻一样，给予出典者下“彩礼”，但不会太过贵重，只是重于礼仪形式，比如一些新衣服、头饰等，富贵人家也有送金银的。
然后再以“迎娶”的方式，将出典者抬回家，富者有花轿、贫者有骡车，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相当于明媒正娶。若是想图个吉利，鞭炮、锣鼓、宴请宾客都不会少。古代的闽浙一带，受典者家里还会于祠堂上香，族人都会参与，如果认为这是给予出典者尊重那就错了，这种大操大办是为了生下的孩子有名有份！“男子家贫，嫁卖妻子以自活，女家概不干涉。
且卖至某姓，女家与某姓依然以亲戚相往来。其不讲礼教之过，有如此者”。——《琢县志》典妻其实在汉代就有记载，之所以清代的典妻如此出名，就是因为朝廷在法律上开放了贫困人家的典妻行为，所以说典妻在清代达到了全盛时期。清朝一些地方史志记载过很多典妻行为，大多数是记录贫困家庭的出典行为，这也是贫富差距所造成的。
清朝虽有康乾盛世，但正如英国马嘎尔尼访华回忆录所言，乾隆末期的百姓骨瘦嶙峋，每日无有荤食，只有绿叶食物，所谓盛世只不过是少数人的盛世，此时的英国已经完成了产业革命。据《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农民卷》介绍，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而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
